????初冬的夜色透过窗户漫进屋内，带着一丝清冷。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条刷屏的消息：中国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先生逝世，享年103岁。

这消息，将我的记忆猛地拉回2018年5月14日。那天阳光正好，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正式开馆。崭新的馆舍前人头攒动，砖红色外墙上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八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字体雄浑大气，笔力沉厚。彼时初入长沙铜官窑的我，竟未曾留意右下角那个清瘦的落款——“耿宝昌”。于我而言，那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人意料。大学时，我学习“博物馆学”觉得枯燥无味，曾一度迷茫，甚至发誓毕业后绝不踏入文博行业。然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拨，我竟又误打误撞，回到了博物馆。但也正是这误打误撞，让我走进了长沙窑，也一步一步了解了耿宝昌先生的故事和他与长沙铜官窑的不解情缘。

不久后，同为河南大学文博专业毕业的一位学妹，来到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实习。我们一起散步时，她忽然激动地指着“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几个大字：“这竟然是我导师耿东升先生的父亲耿宝昌先生题写的！”。她接着给我介绍耿宝昌先生：他是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写了很多专著，为我国古陶瓷的研究与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怔在原地——原来那位我以为的“书法家”，竟是陶瓷界的泰斗。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耿宝昌这个名字。铜官窑遗址管理处的前辈告诉我：“耿宝昌，那可是我们陶瓷界响当当的人物。”“他当年还到过我们遗址呢。”话语里满是敬佩和仰慕，原来先生与长沙铜官窑的渊源如此之深。凭着这些零碎的信息，我的脑海里逐步拼凑出了一个集陶瓷鉴定、陶瓷研究、长沙窑研究于一身的大家形象。

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因强烈的个人兴趣，我开始阅读与耿宝昌先生相关的专业书籍。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里，我逐渐看清了先生的治学路径。他毕生倡导“眼见为实”，将器物本身视为最可靠的老师。他曾幽默地打比方：“瓷器鉴定，就像大夫瞧病一样。”在学术的海洋中，我目睹了一位学识卓绝的权威，如何为一段被尘封和低估的文化遗产“拨乱反正”。

遗址被发现后，耿宝昌先生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与省市文博单位先后多次对窑址进行调查发掘，发现长沙窑盛于晚唐，界定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1988年，长沙铜官窑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启了遗址的保护之路。

尽管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彼时长沙窑在陶瓷界仍寂寂无闻。主要从事明清瓷器研究的耿先生，却为长沙窑的遭遇深感不平。他在主编的《长沙窑》鉴定书中，明确指出其“开辟了采用铜红釉为饰的先河”，并强调了它在唐代陶瓷史中的独特地位。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他提出的“型、纹、釉、款”四字真言，成了分辨窑口的关键准则，也为长沙窑的鉴定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中国古陶瓷学会长沙年会”召开，时年81岁的耿宝昌先生出席会议并参观了遗址。听当年在会议期间见过先生的前辈回忆，他当时提到，中国人应当以长沙窑的辉煌成就为傲，要将遗址办成中国陶瓷界朝拜的圣地。2016年，“诗意的彩瓷”展览在京开幕，他拖着年近百岁的身体亲临现场，始终关注着长沙窑的每一步发展。先生真乃长沙窑的伯乐，他读懂了长沙窑瓷器上的每一道褶皱，看到了它被岁月掩埋的光华。他身体力行，奔走呼号，将长沙窑从“地方性民窑”提升到了“改写中国陶瓷史”的高度。

2021年春，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进京探望先生，现场对先生进行了采访，听先生娓娓道来与长沙窑的过往。

一提到长沙窑，他便神采飞扬，笑得合不拢嘴，不住地称赞：“长沙窑，挺不错的……很有意思”那时他已近百岁，言谈间却精神矍铄，思路出奇地清晰，令我惊叹不已。这何尝不是源于一份深植于心的热爱？

谈及上个世纪60年代在境外古玩市场发现长沙窑瓷器时，耿宝昌先生讲到：“咱们这个村，所有窑口的东西全部出现在香港市场，香港市场出了问题，咱们内地才知道。”正是他慧眼识宝，从万千瓷器中辨认出它们，敏锐地察觉到铜官窑被盗，才使伤痕累累的长沙窑得以“获救”。讲到“黑石号”，他苦中带笑，“为了研究它，我特意跑了几趟新西兰，人家不让拍照，我们就手绘，结果因为画得太仔细，而被对方提醒。我们就自嘲是国家文物局的“间谍。”好在，现在不会了，国人已经自强，我们靠自己的实力将它征集了回来，画也好，拍也好，都由我们自己做主。

忆及初到遗址时的情景，他打趣道“那时到遗址只有一条独木桥，华莎（耿宝昌先生的学生）敢过，我可不敢。”说罢，像个孩子般咯咯笑了起来——原来先生也有如此天真的一面。这份不经意的幽默与平和，让我感受到一位泰斗级学者质朴真诚的品格。?听到遗址管理处介绍铜官窑现在的发展，先生欣慰地笑了，“给你们点赞，希望你们以后继续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长沙窑。祝你们大获成功！”这殷殷嘱托，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这嘱托，已成为我们工作的灯塔。它让我明白，文博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研究过去，更在于激活历史，让其滋养当代、启迪未来。先生对长沙窑从“正名”到“扬名”的毕生努力，激励着我，在这个曾经“误打误撞”进入的领域里，沉下心来，用专业和热忱去延续这份守望。

先生一生与陶瓷相伴，在时间的沉淀中深情地轻抚过每一片瓷，他能读懂它们的肌理，它们亦懂得他的内心。“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首见于长沙窑瓷上的诗句，道尽了爱情的遗憾，如今读来，却仿佛是鉴瓷者与瓷器之间一场跨越千年的无声对话。

转眼间，在长沙窑工作已近八载。那个陌生的名字，早已成为了精神的坐标，命运的“误打误撞”也沉淀为坚定的守望。先生虽已远去，但他题写的馆名依旧在阳光下闪耀，他为之奔走呼号的长沙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读懂并珍视。

那窑火，未曾熄灭；那嘱托，已融入我们每日的步履之中。我想，这便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